我国的伟大作家茅盾是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俄、法、德、日等二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其中《子夜》是翻译语种最多的。
《子夜》是茅盾1932年创作的。资料记载，早在1934年，苏联《青年近卫军》杂志即在第五期以“罢工之前”为题由英文转译刊登了《子夜》的部分章节；1936年哈尔科夫出版的《中国》文选上又刊登了名为“暴动”的部分章节。1937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了《子夜》，这是世界上的首次全译本。而英译的全文虽在1936年由史沫特莱组织完成，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解放后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子夜》。其他一些首次出版《子夜》全译本的国家大致为：日本－1951年，德国－1938年，蒙古－1957年，匈牙利－1955年，波兰－1956年，朝鲜－1960年等。1952年，苏联又再次翻译出版了《子夜》，但不久，1955年在出版《茅盾选集》时，又收入了重新译校的《子夜》。关于此次译校工作，有这样一段逸闻。
嵇直在1954年5月19日的日记里大致记载了这一过程：
1952年版的《子夜》俄译本是由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弗·罗特门（B·PyTMaH）翻译的。出版后，报刊评论认为翻译质量不高，苏联作家协会对罗特门进行了严厉批评。1953年作家协会根据读者要求，向苏联文化部文艺出版局建议，将这本书重新翻译，并经校阅后出版。因此，苏联艺术文学出版社在出版《茅盾选集》时，要求罗特门重译。罗特门改译后，先交出三章，作家协会和出版社便请两位汉文专家审核。其中一位说译得不好；而另一位专家，可能因为自己还有很多地方还看不懂，也就不置可否。于是1954年3月，经另一位作家协会会员特·沙维托夫（T·CaBeTOB）的介绍，转请当时在苏联的嵇直校阅。
嵇直在仔细校对后，写了一个评论交给作家协会和出版社，主要内容是：
“1．译者俄文优丽，翻译忠实；错处全经改正，应任其继续工作。
“2．审核者们（尤其是用铅笔写的）非特未能发现某些较大的错误，并且连不错的地方，有些竟被改错（请参阅我的修正）。最令人讨厌的，就是在译稿上，乱打问号。这证明审核者责任心底缺乏。
“3．请由编辑处召集译者、审阅者和我，以及其他有关人等，开一个会议，以便当面交换意见。”
作家协会和出版社经研究后，接受了嵇直的意见，作出决定，仍由罗特门继续翻译，并由嵇直负责校阅。
1954年5月19日嵇直忽然接到艺术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电话，总编辑约他去出版社谈话。到后才知道罗特门将《子夜》译到第十三章后，突然于5月18日凌晨四时因心脏病暴发，蓦然逝世，享年四十四岁。总编辑与嵇直商讨此书的善后工作，要求嵇直负担起继续重译的工作。但嵇直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译校任务，同时还在莫斯科语言学院兼课。更主要的是他正忙于申请回国，随时都准备离开苏联，所以提出，他还是只负责译校工作，翻译工作另请他人，但答应从中帮助。同时建议，此书在出版时，整部作品的译者，仍然署罗特门的名字。后来新译校的《子夜》收入“茅盾选集”出版。
嵇直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子夜》在中国文艺中是一部代表时代的作品，而如果它的俄文译本也能获得苏联读者的同样好评。那么，此功不能不归于罗特门了。”“在介绍外国文艺著作这方面，翻译人之作用非常之大。近四年来，俄译中文作品，能受苏联读者欢迎的，实在不多。惟《暴风骤雨》竟成例外。尚《子夜》也能如此，那弗·罗特门也就死也不朽了。”
二十年代初期，嵇直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第四支部书记。在开党团联席工作会议时，他与茅盾常有见面机会，同时和沈泽民也很熟，所以嵇直回国后，特地给茅盾写信谈了有关《子夜》的翻译校对工作。他在信中谈到了他负责校阅《子夜》第三次俄译本的情况：“总以为这是描写1931年之中国的唯一巨作，应慎重从事。故当完成此项工作时，以自己参加俄译《毛选》所得的经验作为准绳。对原文绝对忠实，对译文力求流畅。结果，凡译文与原文不合的地方，经删改，补漏，重译者，大小约有一千五百处之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新的译本中，已经毫无瑕疵。例如‘六九公债’，‘期货’等等名词的翻译，到现时，我总觉得不完全确切（我还记得，当时为要明了它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曾在列宁图书馆里把许多旧书报无收获地整整翻了三天）。”
“听说，有些人读完《子夜》新译版后，竟称，他们所得的印象，几与曾读完旧译本所得的印象完全两样。倘若这并非‘不誉而誉’，那么首先就应归功于已故译者弗·罗特门，而我也就可以说对得起它的作者和读者了。”
嵇直于1955年7月返回祖国，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曾向苏联艺术文学出版社建议，将《子夜》印为单行本，并“当承允诺”。他也特地向苏联作家协会提议，请他们“将之向西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介绍”。作家协会也表示同意。此后一些东欧国家陆续出版了《子夜》，也许与此不无影响吧！
附注：
嵇直（1901－1983）江苏镇江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被中共中央派赴苏联远东地区工作，1932年应征到苏联远东边防部队特种红旗军工作，1934年至1936年被第三国际派往新疆，1937年返回莫斯科，后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曾获苏联“红星勋章”以及“苏联建军三十周年奖章”等多枚勋奖章。
1950年后，他兼任过莫斯科语言学院教授，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选集》、《华俄大字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选》、《胡绳文选》以及《茅盾选集》等书籍的翻译、校对工作。1955年7月回国，历任公安部、农机部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等职，并曾翻译出版了匈牙利作家马岱·沙尔卡“伙计”等小说。1983年1月30日在北京病逝。
本文系根据他当时在苏联的日记以及回国后给沈雁冰同志的信的底稿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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